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后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如日星河岳之麗天地，任百世之鉆仰，而義蘊仍未盡也。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遍及六淫也。奈后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節庵《六書》，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學者，苦張之艱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病，一以仲景為依歸，而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離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溫病各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

 

目   錄

原病篇
上焦篇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上焦)	暑溫(上焦)
伏暑(上焦)	濕溫 寒濕(上焦)
溫瘧(上焦)	秋燥(上焦)
補秋燥勝氣論(上焦)
中焦篇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中焦)	暑溫 伏溫(中焦)
寒濕(中焦)	濕溫(中焦)
秋燥(中焦)
下焦篇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下焦)	暑溫 伏暑(下焦)
寒濕(下焦)	濕溫(下焦)
秋燥(下焦)
雜說
解產難
解兒難

 

    吳塘，字鞠通，江蘇淮陰人（1758-1863），清代著名醫家。他19歲時父親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憤，以為“父病不知醫，尚復何顏立天地間”，感到為人子而不懂得醫學，就無法盡孝，于是他立志學醫。4年后，他的侄兒患了喉疾，請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請來幾位大夫，胡亂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發黃疸而死。吳鞠通當時學醫未成，深感錐心疾首，他的境遇竟與漢代張仲景感于宗族數百人死于傷寒而奮力鉆研極其相似。吳鞠通發奮讀書，精究醫術，終成溫病大家，是溫病學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檢核《四庫全書》，得見其中收載了吳又可的《溫疫論》，深感其論述宏闊有力，發前人之所未發，極有創見，又合于實情，便仔細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啟發。他對葉天士更是推崇，但認為葉氏的理論“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于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繼承了葉天士理論的基礎上參古博今，結合臨證經驗，撰寫了《溫病條辨》5卷，對溫熱病學說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他認為溫病有9種，吳又可所說的溫疫是其中最具傳染性的一種，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八種溫病，可以從季節及疾病表現上加以區分，這是對于溫病很完整的一種分類方法。書中創立了“三焦辨證”的學說，這是繼葉天士發展了張仲景的六經辨證，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方法之后，在中醫理論和辨證方法上的又一創舉。“三焦辨證”法：就是將人體“橫向”地分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為主，中焦以脾胃為主，下焦包括肝、腎、大小腸及膀胱。由此創立了一種新的人體臟腑歸類方法，此法十分適用于溫熱病體系的辨證和治療，診斷明確，便于施治。而且確立了三焦的正常傳變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順傳”途徑，“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于肺，口氣通于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則傳下焦。始上焦，終下焦。”因而，由傳變方式也就決定了治療原則：“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漚，非重不沉。”同時，吳氏對《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同樣采取了積極采納的態度，認為“傷寒六經由表入里，由淺入深，須橫看；本節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這些理論，雖然從立論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仍是對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法的繼承，并對其進行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對疾病變化的認識上，是可以權衡協調的，二者并無矛盾之處。同時，三焦辨證法也完善了葉天士衛氣營血說的治療法則。葉氏的《溫熱論》中沒有收載足夠的方劑，而吳鞠通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在《溫病條辨》當中，為后人留下了許多優秀的實用方劑，象銀翹散、桑菊飲、藿香正氣散、清營湯、清宮湯、犀角地黃湯等等，都是后世醫家極為常用的方劑。現在臨床上使用的方子，《溫病條辨》方占十之八九。

 

    吳塘對中醫學的貢獻，在于對中醫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論上的完善，尤其對于溫熱性疾病的治療，他對于理論的發揮和留下的諸多方劑，可以說使得中醫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熱性病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在劃分中醫“四大經典”的時候，有一種劃法，就是將吳氏的《溫病條辨》與漢代的《黃帝內經》、《傷寒論》和《神農本草經》并列為中醫必讀的“四大經典”。可見該書在中醫理論發揮上的重大意義。

    吳鞠通，是中國醫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設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后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如日星河岳之麗天地，任百世之鉆仰，而義蘊仍未盡也。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遍及六淫也。奈后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節庵《六書》，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學者，苦張之艱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病，一以仲景為依歸，而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離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溫病各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于所終。極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閎而肆，俾二千余年之塵霧，豁然一開。昔人謂仲景為軒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時頗有志于醫，年逾四十，始知其難，乃廢然而返。今讀鞠通之書，目識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啟其秘者，不誠學醫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辭而為之序。

 

    嘉慶辛未四月既望寶應朱彬序。

 

    {朱彬（1753～1834），字武曹，號郁甫，江蘇寶應人。幼穎異，承鄉先達白田先生教法，又及高郵王石臞、伯申父子切劘有年，以從事經傳訓詁聲音文字之學，久遂與外兄劉臺拱齊名。著《經義考證》八卷，援引詳確，辨訂精當，阮文達為收入《皇清經解》。晚年更撰《禮記訓纂》，雖仍以注疏為主，而擷其精要，緯以古今諸說，如肉貫串，其間附己意，亦恒發前人所未發。成書四十九卷，大率不薄今而愛古，不別戶而分門，言簡意賅，示學者之涂術焉。卒年八十一。}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兩火無論已，風濕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溫病者乎？方書始于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余五氣，概末之及，是以后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圣，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為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御風以絺，指鹿為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疏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沖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并仲景已定之書，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瘟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諸子，雖列溫病于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經，庶幾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惜其人樸而少文，其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疏。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己過，即病者亦但知膏盲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 我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溯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后當名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未達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古，虛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貿貿也，述先賢之格言，攄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為是書。然猶未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無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髫？況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是書一出，子云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其意，裨補其疏，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荂，聽然而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為然，遂相與評騭而授之梓。

 

    嘉慶十有七年(公元1812年)壯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

 

    {汪廷珍(公元1757～1827年)，字瑟庵，山陽(今江蘇淮安)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端。著有《實事求是齋詩文集》。}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賢事也。瑭何人斯，敢以自任？緣瑭十九歲時，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難名，哀痛欲絕，以為父病不知醫，尚復何顏立天地間？遂購方書，伏讀于苫塊之余。至張長沙“外逐榮勢，內忘身命”之論，因慨然棄舉子業，專事方術。越四載，猶子巧官病溫，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閉。又遍延諸時醫治之，大抵不越雙解散、人參敗毒散之外，其于溫病治法，茫乎未之聞也。后至發黃而死。瑭以初學，未敢妄贊一詞，然于是證亦未得其要領。蓋張長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經》，為后世醫學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論》亡于兵火，后世學者無從仿效，遂至各起異說，得不償失。又越三載，來游京師，檢校《四庫全書》，得明季吳又可《溫疫論》，觀其議論宏闊，實有發前人所未發，遂專心學步焉。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非不珠璧琳瑯，求一美備者，蓋不可得，其何以傳信于來茲？瑭進與病謀，退與心謀，十閱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輕治一人。癸丑歲，都下溫役大行，諸友強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壞病，幸存活數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勝數。嗚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醫，是有醫不若無醫也。學醫不精，不若不學醫也。因有志采輯歷代名賢著述，去其駁雜，取其精微，間附己意，以及考驗，合成一書，名曰《溫病條辨》。然未敢輕易落筆。又歷六年，至于戊午，吾鄉汪瑟庵先生促瑭曰：來歲己未，濕土正化，二氣中溫厲大行，子盍速成是書，或者有益于民生乎？瑭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獲欺人之罪，轉相仿效，至于無窮，罪何自贖哉!然是書不出，其得失終未可見。因不揣固陋，黽勉成章，就正海內名賢，指其疵謬，歷為駁正，將萬世賴之無窮期也。

 

    淮陰吳瑭自序。

 

    一、是書仿仲景《傷寒論》作法，文尚簡要，便于記誦，又恐簡則不明，一切議論，悉以分注注明，俾綱舉目張，一見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奧義。

 

    二、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可羽翼傷寒。若真能識得傷寒，斷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識得溫病，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傷寒自以仲景為祖，參考諸家注述可也；溫病當于是書中之辨似處究心焉。

 

    三、晉唐以來諸名家，其識見學問工夫，未易窺測，瑭豈敢輕率毀謗乎？奈溫病一癥，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多所彌縫補救，皆未得其本真，心雖疑慮，未敢直斷明確，其故皆由不能脫卻《傷寒論》去藍本。其心以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脫卻傷寒，辨證溫病，惜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吳又可力為卸卻傷寒，單論溫病，惜其立論不精，立法不純，又不可從。惟葉天士持論平和，立法精細，然葉氏吳人，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于雜癥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厲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為是編之作，諸賢如木工鉆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圓滿會耳，非敢謂高過前賢也。至于駁證處，不得不下直言，恐誤來學，《禮》云: 事師無犯無隱，瑭謹遵之。

 

    四、是書分為七卷，首卷歷引經文為綱，分注為目，原溫病之始。卷一為上焦篇，凡一切溫病之屬上焦者系之。卷二為中焦篇，凡溫病之屬中焦者系之。卷三為下焦篇，凡溫病之屬下焦者系之。卷四雜說救逆、病后調治；俾學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臨證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卷五解難產；專論產后調治與產后驚風。卷六解兒難；專論小兒慢驚風、痘癥，緣世醫每于此癥惑于邪說，隨手殺人，毫無依據故也。

    五、《經》謂先夏至為溫病，后夏至為病暑。可見暑亦溫之類，暑自溫而來，故將「暑溫」、「濕溫」，并收入溫病論內，然治法不能盡與溫病相同，故上焦篇內第四條謂溫毒。暑溫、濕溫不在此例。

 

    六、是書之出，實出于不得已，因世之醫溫病者，毫無尺度，人之死于溫病者，不可勝記，無論先達后賢，有能擇其幣竇，補其未備，瑭將感之如師資之恩。

 

    七、是書原為濟病者之苦，醫醫士之病，非為獲利而然，有能翻版傳播者聽之，務望校對真確。

 

    八、《傷寒論》六經，由表入里，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縱看，與《傷寒論》為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學者誠能合二書而細心體察，自無難識之證，雖不及內傷，而萬病診法，實不出此一縱一橫之外。

    九、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過大概而已，尚須臨證者自行斟酌。蓋藥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藥輕，見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輕藥重，傷及無辜，又系醫者之大戒。夫古人治病，胸有定見，目無全牛，故于攻伐之劑，每用多備少服法。于調補之劑，病輕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則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風補影，往往病東藥西，敗事甚多。因拘于藥方之說，每用藥多者二、三錢，少則三、五分為率，遂成痼疾。吾見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為和平，有國老之稱，坐鎮有余，施為不足；設不假之以重權，烏能為功。即此一端，殊屬可笑。醫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藥哉？不能用甘草之醫，尚足以言醫哉？又見北方兒科于小兒痘癥，自一二朝，用大黃，日加一、二錢，甚至三、五錢，加至十三四朝，成數兩之多，其勢必咬牙寒戰，灰白塌陷，猶曰「此毒未凈也，仍須下之」，有是理乎？經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無毒治病，十衰其九」。食養盡之，勿使過劑。醫者全在善測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確見，然后依經訓約之，庶無過差也。

 

    十、此書須前后互參，往往義詳于前，而略于后，詳于后而略于前。再則法有定而病無定；如溫病之不兼濕者，忌剛喜柔，愈后胃陽不復，或因前醫過用苦寒，致傷胃陽，亦間有少用剛者。溫病之兼濕者，忌柔喜剛，濕退熱存之際，烏得不用柔哉？全在臨證者，善察病情，毫無差忒也。

 

    十一、是書原為溫病而設，如瘧、痢、疸、痹，多因暑溫、濕溫而成，不得不附見數條，以粗立規模，其詳不及備載，以有前人之法可據，故不詳論。是書所詳論者，論前人之未備者也。

    十二、是書著眼處，全在認證無差，用藥先后緩急得宜，不求識證之真，而妄議藥之可否，不可與言醫也。

 

    十三、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攜自如，無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測證無方，識證不真，再失于有方無法。本論于各方條下，必注明系用《內經》何法，俾學者知先識證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擇用何方。有法同而方異者，有方似同而法異者，稍有不真，即不見效，不可不詳察也。

 

    十四、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是書有鑒于唐宋以來，人自為規，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規，以致后學宗張者非劉，宗朱者非李，未識醫道之全體，故遠追《玉函經》，補前人之未備，尤必詳立規矩，使學者有階可升至神明變化，出乎規矩之外，而仍不離乎規矩之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于后之達士賢人，補其不逮，誠不敢自謂盡善又盡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