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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各家學說的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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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各家學說是研究歷代醫家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和臨床經驗的一門學科。研究本學科能揭示中醫學的發展歷程和歷代醫家提出新理論、新方法之過程，從而能擴展視野、開拓思路，并對中醫學的發展、創新給予有益的啟示。在1997年～2001年5年間，本研究領域共發表學術論文約1600篇。文獻分布頻數較集中的為漢代張仲景及其著作的研究（約占47.5%），清代醫家及溫病學說的研究（以葉桂、吳瑭為主，占22.5%）；其后為明代醫家研究（以張介賓、傅青主、李時珍為主，占11.3%），近代醫家研究（以張錫純為主，占7.2%），金元醫家研究（以李杲、張從正、朱震亨為主，占4.2%），晉、隋、唐、宋醫家研究（涉及葛洪、巢元方、孫思邈等，占3%），及其他綜合探討性的文章（占4.3%）。
漢代
主要涉及張仲景與華佗等。對《華佗遺書》的研討發現，華氏精通臨床各科，尤擅長外科；其治病療疾除了內服藥和針灸、手術外，擅長用藥物外治法。如書中記載了貼敷、熏法、涂搽、佩帶及穴位給藥、孔穴給藥等獨特的外治法，還有摻、掃、點、拭、摩、刺、撲、裹及灌腸、導尿等諸多方法，值得努力發掘，加以發揚。［1］張仲景學說研究中較為集中，如探討張氏的辨證思維、模糊思維方法，辨治雜病的“宜思維”，對生命時間結構的認識以及本草氣味組方的規律等；認為張氏創立了急癥救治的原則及方法、首創黃疸的證治體系、奠定血瘀證和活血化瘀法的基礎等。對張氏學說存在的幾個問題也進行了探討。①“陽復太過”提法欠妥�！秱摗返�334條，注家多解釋為辨“陽復病愈”及“陽復太過”兩種變證，但陽氣乃人體正氣，不會恢復太過，此條之“陽復太過”證實際上是過服溫藥所致。②“不惡寒”并非“不怕冷”。《金匱》所云“柔痙”之“不惡寒”，注家多注解為“不怕冷”；但“柔痙”由風寒外襲所致，是有怕冷見癥的，“不惡寒”只是言其沒有“剛痙”怕冷程度嚴重。③桂枝去芍藥湯屬溫里劑�！秱摗返�21條所用桂枝去芍藥湯，注家多認定其為解表劑；但細查該條病證并無表證見癥，應為下后表證已罷，該方亦應屬溫里之劑。④“不可發汗”并非“不能發汗”。《傷寒論》第83～89條麻黃湯的禁例，有“不可發汗”之語，注家多解釋為“不能發汗”；但細審諸條均為外感風寒兼有里虛，故宜微發其汗且兼顧里虛才較為妥切全面。［2］
晉唐時期
主要涉及葛洪、巢元方、孫思邈等。對晉代葛洪《肘后備急方》救治內科急癥的研討認為，簡便易行、用藥精煉是該書的急救原則。其治療特點為善調氣機、廣施溫熨、偏于溫熱、講究實效。該書還創用了數種搶救方法，如人工呼吸法、洗胃術、救溺倒水法、腹穿放水法、導尿術等。［3］唐代孫思邈對髓有較深入的認識。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將髓病單列一節，指出髓病有虛實，與肝膽密切相關。髓虛病主要癥狀為腦痛不安，其病因病機是寒邪侵襲膽腑為虛，其治療用羌活補髓丸方。髓實病主要癥狀為發熱、驚悸、煩躁不安、急躁易怒等，其病因病機是肝為熱邪所擾，條達疏泄之功能失常，肝之精氣不能正常排泄，壅塞為實，其治療用柴胡發泄湯方。［4］
宋金元時期
宋代蘇頌主編的《本草圖經》，以全國藥物普查為基礎，辨別真偽、訂正訛誤、補充新藥、圖文并茂，集中反映了北宋時期藥物學的發展狀況。［5］金代劉完素運用和發展了《內經》的“亢害承制論”，闡明其含義，并推廣到病機、病理范疇，從而揭示了疾病病理的本與標之間的內在聯系。［6］張從正之寒涼攻邪論的補益觀。強調攻邪治病，如同劉河間倡導寒涼大法，皆針對當時濫用溫補之弊，為糾其偏而設，并非以寒蓋溫，以攻統補。而且，寒涼攻邪論是以辨證論治之基本原則為前提的，是基于邪正交爭之病機觀而立論的，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補益思想。①從邪正關系而言，祛邪扶正是通過祛除邪氣，以減少和杜絕危害正氣的因素，來保證正氣充實、抗病有力、益壽延年。②強調維持人體氣血平和的重要方法是疏通條達，用汗吐下三法去苑陳莝，使其上下無礙，氣血流通，以恢復、促進和維持健康狀態。③強調陰虛補陰、陽虛補陽之補益大法，并基于陰陽消長平衡理論，提出陰陽損益并進的補益法則。④重視脾胃，提倡食補。強調以五谷作為食補的主要內容，而不主張膏粱厚味，以防濕熱內生，蘊積為害。［7］吳氏對李杲的《內外傷辨惑論》及《脾胃論》進行研究，并與張仲景的《傷寒論》進行比較，探討了李杲脾胃學說中的溫熱病學思想。認為李氏與張仲景都回顧總結了疫病的診療經驗和教訓，只是由于經驗不同，從而在邪與正、寒與溫、感邪途徑以及診療原則等問題上有差異；雖然所取的角度不同，但都把外感熱病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李杲學說中的溫熱病學思想如“陰火”、“火為元氣之賊”、“甘溫除大熱”、“熱中”等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是介于張仲景傷寒學與明清溫病學之間的過渡性產物，起承先啟后的作用。［8］車氏等探討了元代王好古《陰證略例》的學術價值，認為該書對陰陽之證候、脈象、病機、診斷、方藥、預后等進行了前后交替的論述，在治療上，提出“藥當從溫，不可遽熱”的法則，并充分顯示了中醫辨證之精、鑒別之細、治療之慎。［9］劉氏等探討了朱震亨中風證治的破、承、立。認為朱氏在病因病機方面辯駁《局方》之非，立足于河間火熱論并確立濕熱生痰、實中挾虛的觀點。在治則治法方面批駁該書風痿不分，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有誤；又喜一方通治諸癥，不合辨證論治精神。在方藥運用方面力辨該書用藥之非，并繼承東垣治痿經驗。［10］
明代
張氏探析了虞摶的治學思想，認為虞氏宗朱震亨之學，博采眾家之長，主張醫以《素問》、《靈樞》為本，端本澄源，醫學正傳。臨證從實際出發，闡發醫理，創立新說，發明醫術，如“兩腎總號命門”之說和“器械灌腸之術”等。［11］姜氏探討了李時珍治療脾胃病的特色和經驗。認為李氏對脾胃病的認識繼承了李東垣的學術思想，師古而不泥古。首倡脾為元氣之母，是對脾胃學說的貢獻。在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方面有著獨到的見解，其臨證治療注重升清降濁，處方用藥配伍嚴謹，精純不雜。且倡健脾和胃、防病固源之道，構成了他自己治療脾胃病的學術特點。［12］翟氏探討張介賓在中醫癌癥學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認為張氏對中醫癌證辨證論治頗多發揮。認為致癌之由，先因正虛；正氣之虛，本在命門。致虛之故，皆因調攝；成癌之機，虛實雜合。故治癌大法，當攻補兼施。他是中醫癌證學術史上一位重要醫家，最早、最明確地提出在攻補兼施總原則指導下的“攻、消、散、補”四法。［13］虞氏探討了繆希雍的脾胃觀及其臨床應用，認為繆氏在《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神農本草經疏》中，首創脾陰之說，強調臨證當區分脾陰、脾陽，并提出脾陰不足證的治療大法為“甘寒滋潤養陰”，其脾胃觀還強調制肝實脾、脾腎雙補及注重化濕等，能彌補東垣脾胃學說的不足，為清代葉天士創立胃陰學說奠定了基礎。［14］
清代
玄氏探討了陳士鐸外科方面的組方特點，認為陳氏在《洞天奧旨·瘡瘍火毒論》中，將火分為陰火、陽火，毒分為陰毒、陽毒，治陽毒宜散重而補輕，治陰毒宜散輕而補重。并指出，陳氏用藥尚“王法”（用平和之藥，緩去其疾）和“霸法”（用藥量大力宏，直折病灶）并用，但以“霸法”為先。主張瘡瘍應以內治為先、補法為先。補法之中尤重補氣，補氣之中尤重胃氣，而且還非常重視對引經藥物（柴胡、白芷、桔梗、升麻、龍膽草等）的運用。［15］董氏認為，葉桂提出了“凡病宜通”的治療學思想，并貫通整個醫療活動，躍升為其治病療疾的準則之一，并確立了一系列具體治法。如通陽泄濁法、通陽化飲法、泄肝通胃法、宣通氣血法、通腑利尿法、通補陽明法、溫柔通補奇經法。［16］劉氏探討了吳瑭病勢辨證論治經驗。在病勢辨證方面，吳氏主要依據以下三點：①確定病證標準，設立參照坐標。②四診相互參究，取舍據脈憑證。③依據藥后變化，判斷病勢進退。在病勢論治上，吳氏主要有以下特點：①揆病勢參病位，因趨勢而利導。②別輕重視緩急，審其時度其勢。③察藥性辨氣味，立法推敲升降。［17］吳氏對王清任血瘀證制方用藥特點予以探討，從血瘀與經絡、臟腑的關系和氣虛陽虛、溫毒與血瘀的關系兩個方面，將王氏的論治經驗歸納為以下幾點：①審氣血之榮枯，辨經絡之通滯。②不僅善用活血化瘀，還重視血瘀對氣機產生的影響。③以通竅活血湯治療瘀血停留在氣血運行的末梢，創立了活血通絡法。④治胸腹血瘀證，用四逆散疏肝解郁，暢達氣機；少腹逐瘀湯中，用溫肝散寒，體現了血遇熱則沸的構思。⑤認為“元氣藏于血管之內，分布全身，左右各得其半”，“元氣一虧，經絡自然空虛”。⑥治吐瀉轉筋（霍亂）出現危急癥狀時，提出陽虛血瘀病機。⑦認為“痘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膚而出，必內攻臟腑，臟腑受毒火煎熬，隨變生各臟逆證”，為解毒活血法提供了理論依據。⑧依法制方選藥。對因瘀致氣病有活血通絡、活血疏肝、活血溫肝法，因氣病溫毒造成血瘀有益氣活血、溫陽活血、解毒活血法。［18］馮氏認為，“養陰保津”是王士雄學術的中心思想。①平淡清養的養陰特色。如避用滋膩、濁藥清投。②瀉陽保陰的存陰法門。如清泄熱邪、清化痰熱、清利濕熱、平熄肝風、疏解郁結。③行氣布津的養陰新見。如疏通經絡、行氣布津，清肅肺胃、降氣布津。④未傷先護的保津主張。如用藥清淡、慎用溫燥，用藥輕靈、護胃保津，瀉火或溫陽亦不忘護陰等。［19］劉氏等探討了楊璇《傷寒溫疫條辨》中的溫疫病學術思想。認為楊氏在繼承吳又可溫疫病學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溫疫病學術體系。該體系以雜氣為溫疫之因，以內毒為疫病之實，以中焦為病變之樞，以三焦為傳變之道，以逐穢解毒、調理升降為治療之法，還創立了以升降散（由大黃、姜黃、蟬衣、僵蠶、米酒、蜂蜜組成）為代表的15首方劑為治療之方，其理法方藥環環相扣。［20］
近代
趙氏探討了張錫純治療腦充血病的方藥，認為張氏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對腦充血病以中風論之，然從其癥狀來看，相當于出血性中風、缺血性中風等。張氏在書中載本病醫案22則，總共出方42首，所擬的成方均有很高的臨床實用價值。其特點有主以鎮肝降胃安沖、引血下行，輔以清火柔肝、滋腎補陰，組方根于臨床、用藥絲絲入扣，以及預防用藥必達脈至和平等。［21］劉氏等認為，張山雷在其所著《中風評詮》中，提出治療中風八法，即醒腦開閉、回陽固脫、潛鎮肝陽、開泄痰涎、順氣降逆、養血培肝、滋陰益腎、通經宣絡。此外，還強調在肝陽浮越時的一些用藥禁忌，如禁用風藥升散、表藥疏泄、芳香走竄、溫補剛燥、滋膩養陰、呆笨補中等。［22］李氏探討了《丁甘仁醫案》治療小兒溫病急癥的經驗，認為丁氏對小兒之邪善于清疏透泄，溫熱變證善用清溫挽危，肺胃蘊實善取滌痰導滯。丁氏將溫病與傷寒融會貫通，在近代溫病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3］
討論
歸納近年本學科研討的論文可知，專題研究歷代醫家學術思想及治療用藥經驗的內容占主導地位。醫家與學派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許多醫家的專長也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對中醫理論影響大、有特色的醫家研討較多。許多學者用新的觀點，從多個角度對這些醫家的學術特點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推動了學科的發展。但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如這些論文分布不平衡（對有些醫家的研討太集中，涉及的面不廣），有些論文還存在內容重復或缺少新意等問題，以多學科或實驗方法結合的研究也較少。圍繞以上問題，筆者對研究思路作以下探討。①提高認識。中醫各家學說研究的內容包括上下兩千年、縱橫數百家，是綜合性的有一定高度和難度的學科。歷代醫家學術思想的主要載體是其著作，研究這些著作的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使其潛在價值轉化為現實價值的不斷深化過程，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會終結的。②加強學科基礎。要努力加強醫古文和廣博的中醫藥、醫學史等知識，才能擴大視野，將醫家著作鉆深研透。在作專題研究時，可以先查考開始提出這一學說的醫家和師承授受關系及分支學派的情況，并了解該學派的理論核心、學術特點及發展演變過程，然后再將所研究的醫家與其他醫家進行對比分析，才能把握其學術特色。③運用多學科知識。要吸收當代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現代醫學、文獻情報學等學科的新知識，融合新理論、新觀點對醫家進行研究，以實現理論和實踐的飛躍。如從醫家著作和醫案來分析其提出新理論、新方法之思維過程或規律，就需要有哲學、邏輯學、思維學、心理學、創造學等多方面的知識。④引入現代科技手段。應當引入現代科學的方法（如管理學、預測學、信息學、數學及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要應用文獻計量學等情報分析的手段，從偏重主觀、定性的研究，轉向重視客觀、定量的研究。尤其應當借助先進的計算機技術對歷代醫家文獻進行處理。在確定研究方向時，就要運用計算機情報檢索數據庫等工具對有關主題進行檢索，以擴大研究范圍，避免重復的研討。
筆者認為，在信息化社會到來之際，應當讓中醫歷代醫家文獻和信息數字化，建立能對其進行有效管理的、面向對象的大型數據庫。對這個具有多學派、多層次等特點的復雜系統，還要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其進行加工（包括知識的表達、管理和發現新知識等），以便有效地對大量的文獻信息進行分析、歸納，達到繼承和創新的目的。⑤文獻、臨床、實驗、開發相結合。在文獻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可將中醫名家的學術思想和有特色的治法、經驗方應用于臨床或進行實驗，以闡明其機理。還可將其轉化為診治疾病或保健養生的藥品、保健品、計算機軟件、健身器材等進入市場，使這一靜態的資源變成動態的物質，充分發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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