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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與中醫學發展的相關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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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于殷周之際的《易經》是中國文化的始祖，對中醫學發展的影響很大。諺云：“醫易相通”。《易經》“托物以明義，用小以喻大”的直覺思維模式以及由此發生的理論模式，直接影響著中醫學的理論思維。《易經》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學的胚基，宇宙觀的萌芽，多種學科的淵藪。中醫學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與《易經》亦必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內經》中的重要基礎理論，如陰陽學說，藏氣學說，氣化學說，即遞嬗于《易經》。與《易經》一樣，中醫學也可看作是中國古代文化積淀而仍然生機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醫學在文化人類學家眼中，即是一種古代文化研究對象，又是一種現實文化的研究對象。[1]《易經》在一定范圍內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同時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許多現代生物科學的最新進展與《易經》64卦有著驚人的對應關系。可以預言《易經》的獨特思維方法和西方科學試驗相結合，是揭示生命奧秘的金鑰匙。其意義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謹就《易經》與中醫學發展的相關性做一初步探討。
一、對中醫陰陽學說的影響
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受《易經》的影響很大。貫穿《黃帝內經》一書始終的陰陽學說，直接來自先成書的《易經》。陰陽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易經》八卦中的陰(——)爻和陽(—)爻，最早出現在我國夏朝的占書《連山》之中。古人以陰陽二氣為中心，從千變萬化紛繁復雜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種基本物質形態，并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命名，從而創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幾乎都由陰爻和陽爻組成，體現了每一卦中陰陽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純陽乾卦也有純陰坤卦相配。《易經·系辭傳》從哲學高度概括為“一陰一陽之謂道”。[3]陽爻與陰爻乃矛盾對立之兩種符號，陽性與陰性乃矛盾對立之兩種事物。[4]《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見陰陽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源自《易經》無疑。《易經·系辭》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為父，坤為母，生震、艮、坎、巽、離、兌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萬物，這便是劃分事物和現象陰陽屬性的標準。[5]事物和現象中對立著的陰陽兩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為用的。《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在內，陽守之，陽在外，陰之使也。”正反映了《黃帝內經》對《易經》陰陽學說的發揮和應用。事物或現象中對立的陰陽兩方面是運動變化的，其運動的方式是彼此消長并在一定條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轉化。《易經》在三組卦《泰》與《否》、《損》與《益》、《既濟》與《未濟》中體現的對立統一、互相轉化的觀點，被《黃帝內經》在解釋健康與疾病的關系和疾病轉歸時廣泛應用。可以說，正是在借鑒《易經》陰陽觀念的基礎上，中醫學的陰陽學說才得以進一步形成。中醫陰陽學說的形成和發展，逐漸導致了經絡學說、臟腑學說、氣血津液等一系列中醫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針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據《易經》與《黃帝內經》陰陽盛衰消長原理，認為經氣在人體中盛衰流注與晝夜日月運行相應，從而掌握經氣的周期性盛衰開合進行取穴，這也是《黃帝內經》生物鐘原理及干支紀時的發揮。中醫的藏象學說也源于《易經》，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結合中，進行發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類比象的基礎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創立了頗具特色的中醫藏象學說。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色為蒼，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在竅為目，在味為酸，在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為一。雖然《易經》64卦中，在表面上呈現陽占優勢或陰占優勢，但總還是由陰與陽共同組成的，這種看法，非常接近現代科學的見解，因為這種思維方法，正是所謂“場”的思維方法。其實中醫的“氣”，以廣義的氣本身就包括了“實體”和“場”兩方面。盡管陰陽學說不具備嚴格科學的表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猜測和神秘的色彩，但作為中醫的指導思想，至今仍有深遠影響和指導意義。
二、對中醫人體科學的影響
《易經》中醫術方面的記載，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辭中外，主要集中在《剝》、《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經》義理的本質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對中醫學所倡導的“氣一元論”的理論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易經·系辭》曰：“精氣為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明確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氣構成。中醫的“氣一元論”認為，精氣的運動引起五臟六腑的活動，人體內的氣是一種活力很強的精微物質，輸布全身無處不到，機體的生命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氣的升降、出入活動，氣活動一旦停止，生命活動就停止了。醫易相通，《易經》中常用人體器官描述卦象，如乾為首、離為目、坎為耳、兌為口、坤為腹、艮為手、震為足、巽為股。其中《咸卦》是關于針石術的萌芽。咸，馬王堆帛書作欽。《歸藏》有欽卦，朱彝尊《經義考》云：“欽在恒之前，則咸也”欽與針皆在十二侵韻，同聲相轉，欽借為針、或箴。……針與箴通，皆為古針字，咸為省文。是最早的針灸記載。
從象數學的觀點看64卦的遞次變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長衰老過程。《黃帝內經》說：“年四十，陰氣自半。”表明中年保腎精十分重要。現代研究，64卦卦象嚴格對應著遺傳密碼中64個DNA密碼子。東方神秘的《易經》存在有幾千年的歷史，如《易經》中64卦之間存在著的這種陰陽互補與生克關系，這是西方科學全然不知的。這種科學的思維方法，對基因調控和癌癥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黃帝內經》“取類比象”的思維格局對中醫藏象學說的形成影響很大，藏象一詞，首見于《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這種以“象”“論”“藏”啟導于《易經》的爻象概念。《易經·系辭》謂：“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醫家又據爻象之理，效法于人體，于是有藏象之稱謂。《易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對中醫人體科學的影響很大。生命是復雜的有序結構，軀體內外部的總體穩定即陰陽平衡的維持，是非常重要的。從機體的整體水平探討、研究人體科學的方法，正是中醫學的根本特點之一。現代醫學中流行的觀點認為，
揭示生命奧妙的關鍵，在于對遺傳基因和它的構造單位，以及受它們控制的化學反應的深入研究，科學哲學理論已經指出了這種看法的片面性和機械性。認真探討人體內部與外部，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已越來越受到生命科學家的重視。《易經》獨特的思維方式對現代人體科學的研究具有重要啟迪作用。
三、對中醫防治學的影響
《易經》對中醫防治學的影響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強調杜漸防微，和《黃帝內經》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經·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臨否卦的嚴重時刻，倘能經常保持“我將滅亡!我將滅亡!”的警惕，加強鍛煉身體，這樣不但不會滅亡，還會像根深蒂固的桑樹一樣長生。
《易經》十分重視心理因素與疾病的關系。《易經·萃卦》曰：“萃如，嗟如，無攸利，往無咎，小吝”。即謂因病而唉聲嘆氣，沒有絲毫好處，不如扶病走動走動，雖有小吝，終究對病無大妨礙。也就是說，“即憂慮，又嘆息，這樣是沒有什么吉利的”。[6]《易經·無妄》說：“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亂想，只要心情舒暢，不吃藥也會好的”。《易經·乾卦》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過度緊張卻使我們長期而反復地處于超生理的緊張狀態，如果不加警惕，將會危害身體健康”。中醫心理學的觀點與《易經》的看法相一致。情緒失調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變化，誘發心腦血管疾病。《易經》在養生方面的許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見解，告訴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日常生活習慣，注意身體所發出的各種信號。多數嚴重的疾病往往是經過多年緩慢發展的結果。這對中醫養生學也有直接的重要影響。
《易經》對中醫治則的影響很大。機體陰陽失衡即為病態，調整陰陽為中醫的根本治則。易道尚中，中醫的理、法、方、藥，都離不開“中”字，選方遺藥，掌握藥味、藥性和藥力，都以“中”病為宜，過與不及都不能達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濟》與《未濟》二卦相對，相互對立轉化。臨床上心火與腎水未濟，可致心神不寧，腰痛頭暈等證。如水不涵木而致風火上竄，頭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療，可使水火既濟，保持陰陽平衡。中醫學維持機體穩態的治則，與易象卦理息息相通。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運用八卦取象比類和陰陽觀念，總結前人用藥經驗提出了“四氣五味”、“升降浮沉”理論，明確了中醫用藥原則。張仲景《傷寒論》把陰陽學說和太極含三為一發展為六經學說，創立了六經辯證的原則，奠定了臨床醫學的基礎。秦國名醫醫和即曾自覺運用當時卦象成說解說、分析晉侯的病情(《左傳·昭公元年》)。《易經》提出“八卦氣驗”，論及節氣與疾病的聯系，是中醫氣象醫學之發源。如每年春分驚蜇前后，天氣突變日數最多，人為禍事、空中或地面意外傷亡也是全年之冠。無明患病的頻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為顯著。由此，我們領悟到一個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體是小周天，人還是脫離不了潛在自然率周而復始的擺布和干擾。[7]《易經》的這種思想促進了中醫氣象醫學和時間醫學的發展。所以，中醫理論的發展才是振興中醫之根本。
總之，《易經》一言以蔽之，曰：變易而已矣。曰變易，曰不易，曰漸變，曰突變，括此數義，醫道可盡矣。作為中醫學的源頭活水，《易經》的天人合一整體觀，陰陽對立統一觀以及取類比象等義理在中醫理論體系中得到了詳盡的發揮和成功的運用。甚至當今世界上許多物理學、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重大發現也多受《易經》思維方式的影響。美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國古代《易經》和道家著作中關于陰和陽的互補、平衡、循環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無為的思想，構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國三千年的文化中，幾乎所有最偉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或者對它的論題的解釋產生影響。[9]特別是對中醫學發展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經》的思維方法和現代西方的科學方法，來重新審視和研究中醫學才能取得本質性進展。這種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醫振興的契機。
注釋：
[1]馬伯英：《醫學文化人類學引論》，《醫學與哲學》，1990，8：16。
[2]黃承才：《從{周易)看中醫直覺思維特征》，《醫學與哲學》，1990，9：30。
[3]英·李約瑟著，陳立夫譯：《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366。
[4]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83(一版)；31。
[5]王琦等：《素問今釋》，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版)；27。
[6]劉正等：《推卦易知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一版)；119。
[7]陳子斌：《文明的生命力——河洛八卦開創時代的新智慧》，科學普grill版社，1990(一版)；223——224。
[8]董光壁：《靜悄悄的革命——科學的今天和明天》，武漢出版社；1998(一版)；116。
[9]美·F·卡普拉著，朱潤生譯：《物理學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北京出版社，1999(一版)：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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